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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不同， 历来中国的政府都不是基于个人契约、个人授权的， 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从古至今，中国的政府都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授权、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或战争获胜)，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汉文化中，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朝廷也好，政府也罢，就都必须“以民为本”，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总责。

这就是基于社会的、无限责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个对比，美国警察救人只是一种“工作服务”，这个“服务”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满足。而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

所以在后世，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动不动就被警察拔枪毙了，但中国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因为涉嫌执法过度，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

这就是区别。(注：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应对疫情是“三尽四早”，而西方只能“群体免疫”，连作业都不会抄。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他们做不到的问题。)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当然有其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早已形成，难以更改，只能顺应。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撵走了神，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

人，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下辈子会怎样？子孙会怎样？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

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或王权、皇权都无法提供确定性，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而成为权上之权，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

提供确定性、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对重大事项决策，就是神权的三大职责。从而形成后台神权与前台政权(皇权)的稳定配合，管理权的所有权属于神权，管理权的使用权归于政权。

这就如同诞生于宗教文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当于神权的董事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当于政权的公司(ceo、总经理及各部门)拥有使用权，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当周王朝抛弃了神，那么有困难就只能找社会，当然应该由社会提供确定性。但问题是，社会是个抽象概念，谁代表社会？

周公想到一个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确的社会“制度”来保障确定性，这个制度就是礼乐制度，我们的汉文化也因此被称为礼乐文化。

在后世的中国，礼乐文化的内容虽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