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辩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深省于斯？”

这一段则是像皇帝说明“义利之辨” 为何重要。事实上，这一段不仅是强调“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为他的下文打下说理的基础。

“我国家以农为本，逐商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训。农者天下之本，亦为财货之本，故古人皆以为农之为盛，则国必盛焉。然则天下皆农，果可行耶？臣不以为然。

臣以为农之为本，如树之有根，根深则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为木，其势在干，其荣在叶。虽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轻其干、叶者也。

今臣有一言：无士则国不明，无农则国不稳，无工则国不强，无商则国不富。士农工商，虽有先后，独不可偏废，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为其首，农为其身，工为其手，商为其足。倘只余士农，则其人不可行动，不可作为，乃与人彘何异？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荡，泽被天下，惜农悯农，制诰以训。天下社稷，历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终以重农悯农为要，诚推历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却独不以兴修水利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问及各衙，其必曰：太仓不足用矣，固不得大兴。

又问：太仓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滥用，民财不可尽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为大谬不然！”

奏疏写到这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接下来就要开始“上干货”了。

“臣察前宋苏辙《收支叙》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收入数目，其言：‘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经臣及同僚折算，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注：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

七千五百万贯本以堪称巨额，然此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一为户部左曹(元丰改制前为三司)所统率，由转运司、州县主官、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其掌田赋、商税、酒税、常贡、征榷之利；

一为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所统率，由提举常平司、州通判、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