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迹， 再顺藤摸瓜追下去， 最后一路查到几个考官和十几个举子贡生。这无疑是桩丑闻，所以朝廷并不愿意声张，把正副两个主考一人加了一个“最次末等”的考绩评语，又撤了几个考官的官职差事剥了十几个举子的功名，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正象商成猜测的那样，所谓的“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在京城里基本上没什么人谈论，许多落第的举子甚至压根就没听说这个案子，更不用说什么“朝野震动”了。

然而这并不是案件的全部。除了一些天生敏感和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人以外，谁都没有意料到，这个发生在东元七年春天的不起眼的小公案竟然是后来几年中席卷官场的“刘伶台案”的序幕。当时人们也谈论它的兴致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它的后续进展一一

几个丢官撤职的官员很快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十几个剥夺了功名的举子中差不多有一半人也灰溜溜地回原籍了；

一个月后，当人们已经彻底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内廷突然传出连串的旨意和诏书，仅仅在一夜之间，东元帝的两位叔伯一个兄弟三位亲王、四位郡王还有一位嗣王，悉数以“妄议”的罪名被夺爵：紧接着皇三子邯郸王改封潞州王，钦旨即刻之国；另有东西两京、西安府、赵县八家宗室远支被严词申饬，三位当家人被移送宗府管教

商成完全没有料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一步！这实在是太离谱了！霍士其讲述的故事简直比刚才霍伦的演义还要匪夷所思！怎么看，这都是一桩小得不能再小的考试作弊案而已，怎么就把东元皇帝给招惹出来了？

他立刻就在自己的脑海里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答案就在大赵的文官制度和封爵制度上。

就他个人的观点来看，他以为大赵对文官的资格、考核、稽查、监督以及升迁等方面的制度和条文相当完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比如，除极少数情况之外，五品或者五品以上官员必须是进士或者赐进士出身，这就在很大程度杜绝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即便是赐进士出身的官员，升迁也很缓慢，即便有特例，通常也很难在三省六部担任重要职务，一般都是在宗府或者太常寺这样的不太要害的衙门任个副职。而非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即便有眼光有魄力有出众的能力，各项事务都做得很出色，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帖，可要是没有适当的机缘的话，那在衙门里十几二十年的资历熬下来，了不起就是个九品主簿或者县丞；象现在的屹县令乔准，就是所有条件具备之后才做到了县令一一还是个中等县的县令。即使有了发现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的功劳，只有举子功名的乔准以后也不太可能再有升迁的机会，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六年的最长任期届满之后换到一个上县去做父母官，等他干到致休的年龄，大概朝廷会顾念他的功劳赠他个七品的官身。至于充斥于各地衙门之中的恩荫官吏，虽然这些人的仕途起步平平顺顺，可是在仕途生涯里就很难再有进步，绝大多数的人入仕时是什么品秩，离职时也还是什么品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