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而守臣死绥，兵枢宣猷，督府剿寇，咸不与焉。盖六功者，关社稷之重轻，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报之。至于死绥、宣猷、剿寇，则皆一身一时之事，锡以锦衣之荫则可，概欲剖符，则未可也。”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军功大者封爵，军功小者荫子锦衣，可谓是点明了“荫武”与“封爵”之间存在的制度关联性与补充性。

嘉靖初年，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等人，奉命查勘前朝武职冒滥状况后奏报，其奏疏中先论洪武“开国”、永乐“靖难”公、侯、伯册封情况，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紧接其下陈述锦衣卫职官“额设”职官名目，并痛陈“自正统后，贵妃、尚主、公侯、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递进用事”，及“正德间，奄宦擅权，贵倖子弟以奏带冒衔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隐然有将勋、戚、文、武、内各类大臣的荫子锦衣都比附为封爵之意，可见荫子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贡时，是边臣首功(他是时任宣大总督)，家里得几个荫官理所当然。

高拱那就更不必说了，因为他的各种功劳，高家得到的荫官名额到现在居然还没用完——晚辈不够了。

所以这个“文臣荫武”的趋势止不住，也不可能止住——德懋懋官，功懋懋赏，那些大臣的功劳摆在那里，但他官也不能升了，爵又不能加，不荫官子孙还怎么弄？

而说到皇帝不怀疑这些荫官的文臣之后大多塞进锦衣卫，却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最根本的一条是，大明的文臣还没有造反的先例——你非要说胡惟庸那就没意思了。

在这个基础之下，便可以论及其他方面，其中又有一个趋势问题。

明代官场“自分缙绅、介胄两途”，文官铨选以科举为基础，武官铨选以世袭为基础，所谓“国家所以驾驭文武者，惟擢用与承袭而已”。

武官集团主要由明初军将的子孙后代构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身份性世袭社群，如戚继光也是这种出身，而如刘显这般靠着一刀一枪打出来的，那真是凤毛麟角。

而文臣子弟一但荫入锦衣卫世袭，就意味着这支子孙世代占籍右列。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明武官群体的内部封闭性，呃……也算是改善了锦衣卫武职人员结构。

不少进入武职行列的文臣子弟继续保有原缙绅家族的做派和社会交际网，同时通过婚姻、职务关系等，又不断渐染武士之风，成为沟通缙绅与武职两大政治社会群体的纽带。

实际上，文臣荫武子弟的这种社会媒介作用在明代中叶便已凸显。如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姚夔之子、中书舍人姚吉甫，就曾倡导父辈中同榜进士而“通朝籍，居京师者”举行联谊活动，引得在京官宦缙绅子弟唱和交游，有“四十年通家之谊蔼然如昨日”之盛况。

当时参与集会者多是文职士绅，而因父荫入武职的兵部尚书白圭子锦衣卫千户白镔、巡抚李秉子锦衣卫百户李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