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乐意开中交通便利地区盐场的意愿， 从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但是这个制度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与以往盐场运作模式相比， 多出一个灶户卖盐得银的环节，而在此环节中，灶户往往易遭遇盐商蓄意压低盐价的风险。

嘉靖时便有人曾指出：“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

二是灶户从盐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离开盐场，改务他业，变得势在必然。特别是在“各场灶滩草场为豪强所侵，或转相买易”之后，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弱灶户，无法保证生产，被迫逃亡。

总之，盐课折布、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余盐买补、盐课折银等政策的出台，是明廷解决长芦部分盐场盐斤堆积场坨，无商开中支取问题的应对举措。但至嘉靖后期，部分盐场最终出现了“有场无灶”的局面，盐场徒有其名。

于是到了隆庆三年(高拱回京起复之前)，经直隶巡按御史傅孟春奏准，明廷将益民场并入阜财场，海阜场并人海润场，润国场并入富民场，三汉沽场归并丰财场。于是，长芦盐场的场数由明初的24个减至20个，而这里面有17个被张家实际控制，基本上完成了垄断。

这一次盐场裁并，在高务实看来，实际上就意味着长芦盐场的运作模式，已经脱离了国家设定的发展路径。

即：灶户在盐场生产盐→变卖所生产的盐换成白银→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发展成：灶户离开盐场，不再生产盐→回归原籍所在州县，改务他业→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

它所带来了的问题是，在实际的催征灶课过程中易滋生弊端。盐场大使分身乏术，势必将催征灶课的任务下派给灶头或总催办理，这又易滋生包揽灶课，肆行加派，任意延挨等弊端。

而州县官员又“以籍隶灶户，自有专责之员，不加约束，以至藏奸纳垢，任意为非，亦情势所必然”。

总而言之，对于灶户、场官、国家三者均不利。所以隆庆三年高拱回京之前的改制，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高拱当政时期，一来由于高务实此前有过劝解(详见本书第一卷“小阁老”之第020章“畅论盐铁”)，二来由于张四维是高党的核心同盟，三来由于当时改革盐务还缺乏有效的手段，总之也没能在这件事上有所建树。

其后的郭朴主政时期，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萧规曹随，既然高拱那样的铁腕改革派都没动盐务，郭朴这位更加求稳的首辅显然不会轻举妄动。

何况他和张四维之间的关系还没有高拱和张四维亲密，很多时候甚至需要高务实从中做润滑，那他自然更不可能去动盐务，导致高党分裂了。

按理说，张四维自己成为首辅开始主政之后，盐务问题应该更加没有机会改动了，因为张四维本身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事实是张四维本人对目前的盐业现状也是不满的，而且正因为他本人是出身盐商世家的首辅，对于盐业方面的问题看得更清楚，又因为希望后世留名，实际上他对盐业的进一步改革反而更有意愿。

前次高务实去拜访张四维时，张四维第一次试探着向高务实提及盐业问题——当然，他并不是直截了当说要改革盐务，而是拐弯抹角地问高务实有没有好的投资渠道，让张家不至于吊死在盐业这一棵树上。

高务实就是从那时候起发现张四维可能对盐业有了改革的意向，只是很可能还没有拿准主意。

但有意向就是最好的消息了，因为剩下的只是手段问题。

怕就怕张四维坚持认为盐业是张家的核心利益，不准高务实触碰，那才是大麻烦。因为以高务实的身份和个性而言，那样就只能等张四维离世，才好放开手脚去改革盐务了。

毕竟在这个时代，讲究舅如娘亲，何况张四维当年把三慎园送给高务实，实际上算是他的第一桶金，如果现在不顾张四维的反对去改革盐务，不管这个理由在国家层面如何充足，都免不了让他背上一个不孝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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