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

高务实一直认为，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和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的严谨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帝还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若一言以蔽之，可谓“心学即歪理邪说”。

然而奇怪的是，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依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历史上的万历十二年，张居正已死，一些心学门徒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历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发展创新，使王阳明从祀孔庙。

高务实的观点是，王阳明也许是够资格入孔庙的，但当时的心学却已经是走火入魔的心学，不再是真正的“阳明心学”了。

因为当时心学在朝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首辅申时行，其坚持的做法实在谈不上“致良知”。

实际上，“良知”本身就是最难定义的一个词，“性善论”和“性恶论”还争了几千年呢，也没争出个绝对胜负来，“何为良知”又哪有那么简单？

问两个最简单的问题：杀人是对是错？杀侵略者是对是错？

可见良知有时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压根就不是出在良知之上，而只是出在利弊之上。

“小孩子才论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心学大佬们当然都是成年人，但他们又必须打着“致良知”的幌子，这就麻烦了。于是就产生了徐阶、申时行这样的人物。谈论学问的时候是一套，行事理政的时候是另一套。

致良知，终于沦为了致私欲。

徐阶和申时行的“致私欲”，表现为中庸坚忍，只要能保住位子，其他的事情可以暂时不论，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和稀泥就好，讲究的是和稀泥的本事，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张居正夹在他们中间，虽然出身心学，却受高拱影响很大，于是走上了另一条路子：为国理政的时候偏向于实学，为己谋私的时候偏向于心学。这其实就是张居正历史上一边反别人腐，一边自己腐的根源所在。

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申时行如果真的担任主考官之后会对自己不利，因为申时行的这种理政和为人的思想，使得他不敢跟高党撕破脸——这一点高务实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在高务实刚刚断然出手将凌云翼拉下马来之后。

以申时行之谨慎，这段时间他甚至很有可能小心翼翼地避免跟高党发生冲突，毕竟高党在高务实回京之后似乎有重新团结起来的趋势，如果这个时候对高务实有所动作，“拔剑四顾心茫然”的高党搞不好就突然发现了对手，争先恐后来“枪打出头鸟”了。

高党从高拱初次入阁开始算起，到现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怼天怼地的风格，以申时行的处世之道，怎么肯当这只出头鸟，去和高党死磕？

所以高务实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内阁中排名最末的申时行做了主考，那么副主考会是谁？会不会对自己的进士之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