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迎接高务实的官员虽多，但与别处颇不一样，并没有严格区分文武，这一点很有当地特色。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也是高务实对天津一贯有所偏爱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不严格区分文武很有天津特色，这要从有明一朝天津卫比较独特的的地域型政区说起。

所谓地域型政区，就是城乡不分，“城乡合治”的一种政区类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

这样一来，工商业就主要集中于城镇，而“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则成为国家控制城镇的有效的行政区划方式。

后世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只有城镇而没有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城镇才被完全纳入到“城乡合治”的网络之中。

地域型政区中的城镇，没有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地位也不突出。地域型政区内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呈分散分布状态。人口的非农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产力呈面状分布特征。商品经济往往不发达，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特征。

当然，封建社会也有“城乡之分”，但这纯粹是从经济与地理意义而言。若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行政区划来看，仍然是实行“城乡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区。

这些城镇乃至规模较大的城镇，依然不具备独立政区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政区域。直到进入明代，城市发展虽然相当兴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区划的附属物。

具体到天津，其地域型政区源自军事型政区——天津卫。如果纵观原历史上的明清两朝就会发现，天津地域型政区由确立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也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行政区划的迅速发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因此它在这两朝，尤其是晚清时期获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当然，晚清太远，这里就不说了。

天津本是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拱卫北京的门户，故于明中叶以后，天津因漕运而发展起来，行政事务越来越多，但军事城堡——天津卫，其管理系统偏偏既简单又不全面，显然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庞杂的漕运任务。

到了隆万之交时期，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在月港“试点”大获成功之后，开启了更多港口的开海通商之路。高务实本人则首先把天津港作为京华海贸的重点工程来建设运营。

此后不久，天津港很快成为大明最重要的几大港口之一，不仅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以此处为枢纽，国内的漕运也改为海运，由南方各省送至天津港而转运北京[注：漕运改海运之后，大运河作为民间商路使用，仍然设关征税，反而成为商税要点]。

这样一来，天津港的行政事务就越来越多，原本天津卫简单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