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希腊或者说整个欧洲长期以来没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贵族高官的能力是否配得上他的职司，如果不能的话，如何把出身底层但能力上佳的人捧上高位？(１１５ｗx)•(org)

希腊先贤们曾经做过许多思考，甚至有人跑去西西里岛试验过，但都失败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某个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国家只有一个，不巧正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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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诚然，科举制本身也有问题，其中到了大明时期最大的问题在于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否真的具备治理能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科举制的问题在于考题的指向性，而不是选拔手段本身。也就是说，要让科举制发挥更好的作用，不必改变考试制度本身，而只需要改变考题指向性——简而言之就是别只考四书五经。

高考公平吗？也许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谁能否认它已经是当前最公平的方式？

所以，孟德斯鸠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领袖人物，之所以成为中国科举制的铁粉，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按照西方的思维来看，它解决了“哲学家治国”的核心难题，即如何以能力决定其人职司。

高务实不搞后世西方的那套皿煮代议制，很大原因就在于此——你本来就比人家先进，你还非要回头学人家，那和主动“被发左袵”有什么区别？

况且代议制走到后来还出现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生产力先进时期看起来运行良好，一旦生产力的相对优势开始下降，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出现两极分化，互相攻讧，彼此拉着对方一起跳坑。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神教思维体系的深层次bug，即二元对立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他们的脑子里只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而不能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阴阳调和，万物相生”之类。

没有黑暗，何其为光明？光明照耀不了黑暗，黑暗吞噬不了光明，二者永远是互相依存的。这样的道理，一神教下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理解不了，也不愿意承认。

所以欧洲只能分裂，所以米帝两党互撕，只要走不出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们不仅对外部的力量崛起只会穷尽心思去打击、去斗争，对内部也一样不断打击异己。

高务实始终没有对心学派发动全面打击，正是不希望把党争上升到不折手段的地步。他希望“争道统”的方式被限定在“看实效”的层面，即用实实在在的政绩证明，治理天下需要的是我实学派的这套，而不是你心学派的那套。

中国人其实自古以来就是最讲现实主义的民族，全世界只有中华文明讲“人定胜天”，只有中国人敢搞“神若害我，我就杀神”这一套——后羿射日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其实这里有个重点，西方人将一切归根于上帝的安排，而中国人不认为某个神能安排一切，中国人的崇拜是天道，而天道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它只是一种规则。

换言之，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如果上帝今天心血来潮，他可以改变规则，比如一加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