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俺答封贡时高拱虽然已经大权在握，但并不是一手遮天。其实在那个时期，整个实学派在大明官场而言也只是一个体量并不算大的政治集团，远远不能说控制朝局。实学派当时严重依靠高拱本人的地位，应该说只是一个上层派系，在中低层官员中的基础相对而言非常薄弱。
这就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哪怕顶层政治决策已经下达，到了执行层面也会被有意无意地对抗给冲抵掉，或者至少是阳奉阴违，拖到没有下文。
实学派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但因为力量有限，只能集中在一些关键事务上，对重大问题保持跟进、监督推行。而对于另一些影响不那么重大，或者说不那么直接的事情就难免睁只眼闭只眼，这就是所谓“抓大放小”了。
毫无疑问，俺答封贡本身是大事，这件大事里头最关键的两大要素则是“休战”与“贡市”，实学派当时的主要力量都围绕此二者进行保护，因此对于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顺义王印”问题就难免顾不上。
于是，顺义王印便被一些对俺答封贡持反对意见的官员想办法动了些手脚——换句话说，顺义王印本身在法理上的规格确实是镀金银印，而它被实际做成镀金铜印确实是因为有人蓄意破坏。
任何改革都很难让所有人满意，任何政治集团的崛起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客观现实。彼时的实学派虽然能有效影响隆庆帝，让他顺利批准铸印，但印信的铸造过程却管不到，最终造出了个什么东西也自然不太清楚。
至于后来土默特那边发现了问题，闹了起来，实学派当然也清楚了。可是，清楚了不一定就好解决——如果老老实实承认下来，那岂不是暴露了大明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实学派对朝政的控制力不足？
这个影响显然坏得很，在没有真正能够全面控制朝政的情况下，即便当时高拱已经是顾命首辅，也不想多此一举，便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装聋作哑过去了。
好在那时候的土默特已经被大明经济给绑架，军事上也发现大明越来越硬气，在得到郑洛的“解释”之后，也只能把假的当真的看，忍气吞声没再闹下去。
这一拖又是十多年过去，现在察哈尔已灭，土默特反倒成了蒙古人里混得最好的一部分，再加上把汉那吉认为这次立下的功劳不小，应该能够换个配得上自己地位的印信来彰显政绩，于是便找到了高务实——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于顺义王的王印到底是什么材质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事儿真的很重要。
顺义王印是顺义王权力的象征物，所以王印是否重要，本质上是以王位是否重要为基础的。
顺义王的王位重要吗？极其重要！因为“顺义王”有一个对于右翼蒙古最为重大的权力：贡市决定权。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当时高务实出了大力搞出来的封贡流程以及顺义王权力体系：隆庆五年三月，穆宗隆庆帝正式下诏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赏“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