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

但已经下定决心的帅嘉谟仍然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没有通过徽州府，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耍了一点小手段，他在讲述缘由时加了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 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关键点。

除了这一点之外，帅嘉谟还说：“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两万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八千五百零一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两千九百零五匹。而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八千七百八十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那或许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却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无风注：布政使司，类似于省级行政区)都高，这根本不合理啊！”

说实在的，这里帅嘉谟又玩了一个统计学上的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譬如说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止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实际上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上下，湖广的丝绢税总额也有约两万七千匹，都远超歙县。

但帅嘉谟不谈总数，只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顿时就显得歙县境况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完全经得起查证，只是比较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非凡效果——事实上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但也不是说因此就民不聊生了，可是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惨绝人寰，简直触目惊心。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了一点他自己觉得足够隐蔽的小小手脚之外，帅嘉谟还有其他手段。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天下之遗，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欤，恳乞均平。”

短短一句话，先后两次出现“均平”一词。显然，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

此前高拱和高务实伯侄二人私下谈论理财大计之时，高拱就提到说连张居正都有些操切起来，希望将一条鞭法推广全国。高拱认为，一条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区——也就是高务实熟悉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推行，但在一些贫困地区就一定不能推行，否则穷人必然还要遭到更多的剥削。[无风注：前文有述，不记得了的读者诸君可以自行翻查。]

而在当下，江南当然是富庶之地，所以正在推行一条编法，即日后的一条鞭法。这个税改政策的雏形始于嘉靖十年，从嘉靖四十年开始到隆庆年间，逐渐在经济最强但也税负最重的南直隶地区进行试验。而其提出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所为何事？就是为了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朝廷政策的高度上去。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编法的核心要旨，的确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因此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亟需调整，这又和中枢正在大力倡导的改革紧紧地挂上了钩。

在帅嘉谟看来，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多半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华夏数千年的传统摆在那里：高层一关注，事情就好办。

尤其是现任的应天巡抚，对一条编政策的推行也是很下力气的。而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对，是成了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实在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这位爷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

这件事到头来果然惊动了海瑞，但与此同时，远在京城的国策掌舵、改革旗手高拱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就是高务实手里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