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年间的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吏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外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在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由各地船户负责。

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作为专职的递运业务，递运所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算得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很可惜，和朱元璋制定的很多其他制度一样，递运所制度也没能坚持住，其在弘治年间时，全国递运所曾高达到324处。然而进入万历年间，高务实经过统计发现，全国的递运所数目早已骤减，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已经只剩100多处，差不多到了消亡的边缘。

而略有些尴尬的是，高务实发现朝廷裁撤递运所最快的时期，正是先帝穆宗隆庆年间。仅仅高拱起复回京之后的两年，全国上下便裁撤了113处递运所。

不过，高务实没有因为事涉自家三伯高文正公便讳莫如深，而是详细分析了这种情况的由来和影响。

按照高务实的分析，高拱当初裁撤这些递运所的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嘉靖年间留下的旧账实在太多，朝廷严重亏空，仅拖欠的官员俸禄和各军军饷加在一块儿就高达一千多万两。

考虑到当时朝廷正经的岁入只有四百来万两(地方留存和直接转运九边的田赋粮税是不算的)，去掉正常开支之后，每年不过勉强维持罢了。倘若如此下去而不加以改变，那就意味着这笔旧账恐怕要欠到天荒地老。

所谓财政，归根结底就两点：收与支。财政出现了问题，解决办法也只有两个：开源和节流。

高拱的做法是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开源方面，一边丈量田地，同时推行一条鞭法从国内征银；一边开海开关(关，指俺答封贡之后的边关)征收关税；还从已经初见规模的京华各个产业开始立榜样收商税等等。

节流方面，不仅耗费巨大的递运所被裁撤许多使用率低下的部分，甚至后来连隆庆帝的陵寝都是直接用了嘉靖修给乃父的那处，搞出孙子用爷爷陵寝的怪事(当然嘉靖当年修了之后实际上没把老爹的陵迁过来)，诸如此类之事，高拱顶着压力干了许多。

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表示，如果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批评高文正公当年的处置，那是非常不公道的。因为，在高文正公秉政的八年里，朝廷不仅填补上了一千多万两的巨大亏空，而且基本建设完成了九边的新防御体系(指谭纶、戚继光提出的空心敌台体系)，这其中前前后后花费的约两千万两银子，若不靠开源节流，难道指望天上掉下来？

但前人有前人该做的事，今人也有今人必须承担的责任。递运所在当年是不撤不行，而在如今，却也需要思考该如何继续。

乍一看，递运所的问题想要解决，也可以按照此前急递铺的思路来，即开放民用服务，以之赚取资金维持国家公共职责。好比急递铺既然可以为民间送信，那么递运所当然也可以为民间送货，看起来完全是一回事啊，能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