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端很多， 至少权力很大。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 有“催办粮长”、“兑收粮长”和“长运粮长”，由原本的一人包揽，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相对来说就不太好再伸手乱来。

成祖以后，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而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

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发现做粮长不仅要赔钱，权力也小，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们自然不肯再做这赔本买卖，就互相把粮长这个差事推来推去，最终形成一些潜规则。比如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这样粮长也就由原来的“永充”变成了“轮充”。

但即便如此，大户们也还是不高兴，于是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粮长，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既然大伙都要倒霉，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

于是，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告脱”，提桶跑路去了。

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大明朝来说，粮长问题依旧是广大农村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代表现象。

问题既然存在，高务实这个被看做是激进改革派的户部尚书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不过这件事爆发得过于突然，让高务实很难不怀疑其中有诈。

诈从何来，这需要反向推断，也是高务实一贯比较擅长的思路。比如粮长制，原先它导致很多粮长提桶跑路的一个大问题，是粮长往京师运粮的运输费需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带银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华来“托运”，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现粮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完全解决了，因为即便是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条鞭法，西南方面只有一个成都府是收银子的，其他地区依然全部是收粮食。

另外，京华的“托运”也不是如后世红朝的快递业那般全国铺开，很多地区其实没有的，或者即便有，覆盖面也不大。

打个比方，京华在江南大部分地区或许一个县就会设一个类似于菜鸟驿站的托运代办点，但在西南很多地区，哪怕一个府也未必有一个，经常是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府共用一个托运代办点。

这就是私人资本不如国营资本的地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