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银三两，布二匹，月米一石” ，折银约五两。

到了弘治年间募兵，直接就成了“人给银五两。” 银五两可折米七石至十石，比正统初募兵给布二匹高出数倍。

而正德初，则是“募土人愿报效者，验其年籍，人给银三两。”不要以为这是待遇下降了，要看清楚这里说的是“土人”，比如岑黄两家当初所控制的地方，下辖的僮人就称之为土人，所以这里给银的三两可不是汉兵的身价。

而到了嘉靖年间，各边募兵又多出来一项支出，即“人给衣装银三两。”其间正式的月饷则依旧是“给银五两”，换句话说那三两银子的“衣装银”就是单纯的一次性服装费。

于是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仅九边募兵银就高达五十九万两之多，嘉靖朝之所以亏空越来越大，到了隆庆时期高拱执政之后，前几年尽在给嘉靖擦屁股还债，其中就有这一因素。

若非俺答封贡事成之后省下大笔军费(打仗的时候肯定更花钱)的话，就算有高拱在，估计也只能维持收支平衡，但要还债就千难万难了。后世史学界之所以对俺答封贡的意义评价极高，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九边募兵最多，募兵费也最高，但除了九边之外，其他地区也会有募兵，比如沿海抗倭时的这笔钱也甚为惊人——如戚继光所部戚家军就是募兵，对他们的供给也由朝廷捡账(但其实不够，还得靠戚继光从其他地方想法子，包括做假账贪墨，然后又砸进军队里)，其余如俞大猷、刘显等抗倭主力，性质上也基本都是募兵(当然相关卫所也要提供一部分兵员)。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募兵银是一次性的，并不涵盖月例银，也就是说这笔钱只是买了个募兵进来，而并没有算上“月薪”。

“月薪”这一块，南北方价格又有不同，一般来说北兵较低而南兵较高(南方经济发达，给少了没人应募)，南兵的月俸有时候甚至高达每日三分银——意味着一个月要九两，当然这通常是战时，比如御倭最严峻的时期。

于是到嘉靖十八年后，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

俺答封贡前夕，时任户部尚书张守直言：国家贡赋“一岁收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二百八十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指隆庆二年)用四百四十余万，三年(同上指隆庆三年)则三百七十九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

近者迁四御使扩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积者而尽归之太仓，然自老库百万之外，止二百十万有奇，不足九边一年之用，国计至此人人寒心”。

他当时这个说法固然是秉承高拱、张居正等人之意，为推动俺答封贡造势，但其中所例举的数据如果单独去看，则每条都是实情。以此足可见募兵花费之高昂，已经是当时朝廷完全承受不起的了——毕竟当时又没有加征什么辽饷、练饷、剿饷之类。

明军募兵数十万，年花费三四百万两，南疆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