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朝文人依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与传教士交往，但利玛窦的札记显然颠覆传统认知。

有统计显示，利玛窦书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就至少有137个。这是直接提到了姓名的，没有提及的还要更多。

比如原历史上1592年，利玛窦来到江西之后，立即为江西文人包围，成为争相交往的对象。

利玛窦的《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中记载：“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人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１１５ｗｘ)•(ｏｒg)”

来访者络绎不绝，会不会只是看一看洋人，也就是俗话中的“看稀奇⌫([(１１５ｗｘ．ｏｒｇ)])『来[115文%学]%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１１５ｗｘ)•(ｏｒg)” 呢？还真不是，因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玛窦为师，请他传授西方学问，以至于利玛窦都疲于应付了。而且，当时白鹿洞书院的院长章潢获悉利玛窦在南昌后，甚至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后来，江西藩王乐安王、建安王还都曾邀请利玛窦去他们府中作客，询问欧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玛窦抵达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风，因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明确记载，“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

1601年，利玛窦到了京师，依然大受欢迎，其中有一个叫张养默的年轻官员，甚至直接拜利玛窦为师，经常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为座右铭”。

总之，从南到北，明朝人不仅没有拒绝利玛窦的西学，反而发狂的追求，只是对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为然。

明朝人对西学的好奇，还体现在官方与民间热情的翻译和印刷西学著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有载：“前几年曾给您寄《世界地图》，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后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张，争相购置。”

1608年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神父书》则记载：“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万历)，皇帝非常高兴，便命工匠照我呈献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世界地图》。”

由此可见，不仅民间、士林欢迎西学，而且万历帝本人也对此颇感兴趣，并毫不排斥。

当时，除了神学书籍之外，利玛窦的其他西学，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兴趣，甚至利玛窦的很多书籍，明朝文人都会主动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极大热情。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们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在这种疯狂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