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

至于布帛那就更常见了，甚至各地产出的不同布、帛、丝、绢、绸、缎等等，都能给你折算一下然后当成俸禄下发，而户部很不幸就管着这个折算——你折算高了户部亏空，折算低了百官唾骂。

类比一下后世的话，就好比你在政府机关上班，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各种上级文件精神、下级工作报告，然后到了给你发工资的时候，政府说组织上现在不发钱，反而给了你几百斤鸡蛋说这玩意就是你的工资，请问你什么心情？

我在朝廷上班，回家以后还要去开个杂货铺才能把工资真正换成钱吗？

所以说实话，在这种沙雕制度之下，官员很难不贪。

但是朱元璋不怕，他有他的解决方案。

他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重典。他撰写了恐怕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反贪教材的《醒贪简要录》，这里头有明确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斩首示众，还要把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挂在官府办公室作为警示，这就是著名的“剥皮揎草” 。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居然穷到“不能治丧” 。

最终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纲银、办银、兵役、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官僚系统飞快黑化，终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谁就无法立足官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在经历这种“要理想还是要现实”的思想斗争时，大多都选择屈服。

于是，身在朝廷的每个人都开始拼命给自己创收，而中枢财政却一穷二白。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货币发行、商业物流、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都不说其他地方，只说河南新郑，如果当地有什么事高家不点头，新郑的县尊老爷能办得下去吗？然而高家在乡梓还属于良宦良绅，换做土豪劣绅会是怎样，那几乎不言而明。

这种近乎于“民间无政府”的状态导致大明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四处游荡；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仅苏州一地在隆庆年间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始终办不下来，直到高拱当政、高务实崛起。

洪武型财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药，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转衰，最先就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大明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