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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吏部说明，朱翊钧一眼就看得出来这种变化出自于高务实的要求或者暗示，因为他太了解高务实了，这就是高务实的风格：公务处罚要尽量避免理由不确切、证据不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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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高务实从后世带来的习惯思维，不过朱翊钧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而且能够较大程度避免事后扯皮。

正因如此，本次京察的结果朱翊钧也比较满意，虽然他隐约觉得黜落的人数偏少，处理的力度也稍轻，但每一个处理都证据确凿无误，看起来就很让人舒坦，因此非常痛快的朱批同意了。

更让朱翊钧意外的是，不仅北察出现了新气象，南察这一次也有些变化。第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效率。

由于远近关系，往年的南察结果至少会比北察晚一个月以上，谁知这次北察结束之后，南察的结果仅仅过去五天，便从南京快马加鞭送来了京师。

相比于北察宛如剃须刀一般的“力度稍轻”，南察的主察海刚峰所祭出的就算不是屠龙刀，也得是把杀猪刀了。

整个南察，南京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等衙门，一共有一百六十九人被海刚峰写上了黜落条陈。这还不算完，宝刀不老的海瑞老先生还另外单独上疏，弹劾了七名品级高于四品的南京大员，其中甚至包括三品大员南京户部左侍郎衷贞吉、南京工部左侍郎朱天球在内。

海瑞的弹劾大多也有理有据，惟独对于衷贞吉和朱天球的弹劾，让朱翊钧都很诧异。

为何诧异？因为这两位侍郎都是素有清名的人物。

衷贞吉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其与江西同乡陈道亨、邓以赞齐名，并称“江右三清”——当然不是三清宫里的那三清道祖，而是三位著名清官的意思。衷贞吉曾任松江知府、河南巡抚等职，去年年初改任南京户部左侍郎，清名依旧。

朱天球就更厉害了，他于嘉靖二十九年登进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他任职满六年进京考绩，适遇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遭到严嵩的陷害而被斩于西市。

当时很少有人敢对杨继盛表示同情，而朱天球激于义愤，约同在京任职的薛天华、董传策和杨豫孙亲临西市痛哭哀悼，被时人称为“四君子”。后又会同时任刑部郎中的王世贞为杨继盛收埋遗体，料理后事。

朱天球考绩后，转南京兵部主事，随升南京礼部郎中。不久，擢湖广按察司佥事，分守湖南道。因母亲逝世，归家服丧后，起补广东屯盐佥事，移督广西学政。不久，升浙东分守参议，又提督山东学政，在山东立四隅社学，制定讲课文章和《家礼》、《易经简编》等颁布传习，以除去浮华，崇尚雅正来衡量文章。

嘉靖末，擢南京太仆寺少卿。隆庆元年穆宗即位，朱天球入京朝贺。翌年正月，给事中石星上疏批评穆宗，被黜为民。朱天球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求宽宥石星之罪，言辞激烈而恳切。

朝臣交相议论说：“朱君先前是踏虎尾(指冒险至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