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短暂的治政还是给予了好评的， 说他“罢除了万历朝的矿税， 拨乱反正，重振纲纪。”

然而很可惜，在高务实看来，这位皇帝的表现正说明了他根本就不会做皇帝。

本来，萨尔浒之战惨败以后，朱翊钧已然意识到东北边境的麻烦不小，开始积极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报仇，只是王皇后的突然薨逝让他的精神垮掉了，一个月之后自己也撒手人寰。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常洛如果是个聪明的皇帝，就应该知道他的压力其实很大，国家兴亡都在他肩上了。而且，只要能报了萨尔浒的大仇，他的权威也能树立起来。

但要成功复仇，其关键则在于手里必须有钱。有钱才能打仗，这一点在万历三大征中早已证明。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砸了大把的内帑进去，原历史上的三大征说不定一场都赢不了！

可是，内帑的钱是从哪来的？大头就是矿税。

矿税并不能“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商税，只不过和高务实现在要搞的商税不同——高务实收商税，是要把钱收进户部，朱翊钧的矿税则是通过矿税太监收进内帑。

在原历史上，朱翊钧这矿税每年收起来的其实也不算多，但搞出的麻烦却很是不小，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征矿税”没有制度可言，矿税太监们又趁机上下其手，弄权、贪墨不一而足，所以民间反对的声浪很大。

不过，所谓民间反对声浪，实际上有一大半是大商人们搞出来的，同时大商人们的朝堂代言人们则不断攻击矿税，数十年如一日的要求朱翊钧取消矿税，只是朱翊钧始终坚持不肯罢。

整体而言，矿税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保证了在国家“出事”的时候，皇帝能拿出银子来支撑战争，又导致民间、朝堂的尖锐反对。

作为新御极的天子，不是说不能取消矿税作为一种与百官妥协的手段，争取暂时平息皇权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

问题是取消矿税也得看时机啊，这个时候辽东眼看着都要彻底糜烂了，你还把自己手里目前最靠得住的一笔财权放弃掉，这……是个什么神操作？

其睿智程度，恐怕和崇祯自废厂卫差不多。

由此可见，朱常洛的水平完全靠不住，比他老爹朱翊钧差了八条街。

朱常洛靠不住，朱常洵同样不靠谱。

国本之争中发生的烂事先不说，只说其受封福王、之国洛阳以后。这位殿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钱财，除了没胆子造反之外，基本坏事做绝。

当时朱翊钧与群臣冷战，无数奏疏送进皇宫都如同泥牛入海。朱翊钧对群臣上的奏章大多不理睬，唯独福王府的奏章不同，早上递交，基本上下午必有答复，对其要求则是无所不允。

有这样的便利，四方奸人亡命之徒自然纷纷趋之若鹜，聚集在朱常洵门下。而此后天启帝乃至更后来的崇祯帝即位后，因福王是帝室尊属，是血系最近的一支藩国，所以对他也很是礼敬。

然而地位如此尊崇的福王殿下有何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