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人尤其是京师官员以各种心态等着高务实的三板斧时，高务实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两日之后，高务实刚刚完成对户部各项工作的交接，并审视了万历元年以来历年的户部度支册薄，紧接着便有一道名为《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上呈皇帝。

当然，奏疏都是先经通政司而到内阁，是以头一个看到正文的，乃是诸位阁老。

《取用疏》开篇颇有意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高拱当年关于“义利之辨”的说法。

“臣户部尚书高务实谨奏：《大学》何以言主财？曰：此正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

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辩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

高务实是高拱的衣钵传人，以高拱昔日的观点作为此疏的开篇，政治用意十分明显。不过，他也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一直以来他也都赞同这一观点。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辩私利，确实是一种高见。其中“聚人曰财，理财曰义”是批驳宋儒“以名为利”的观点。

与之相反的，则是高拱赋予了“义”和“利”全新的解释，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谓“义”，就是理财，是管理国家的财货；所谓“利”，当然就是聚财，聚集人才去创造财货。

由此而来，“义”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虚空的概念，而是社会大众为国家创造的利益的总和。

如若一心只为国家谋利而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则义即利；反之则义非利。因此，“义”和“利”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对于公利和私利有着严格的划分，在他的著作《问辩录·孟子》中曾经这样写道：“孟子之学，最严于义利之辩，故于篇首发之，不夺不餍，是利而不利也。不遗亲，不后君，是不利而无不利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所以高务实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当前朝臣们都很清楚的，高务实以此开篇先声夺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务实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继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当初的理念为基础。

同时，这也是团结实学派力量的一种手段，毕竟从“高党”到“实学派”，本身就是从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政治集团，到以施政理念为纽带的政治集团的一种转变和升华。

接下来，高务实奏疏中继续写道：“盖谓有国家者，不当私其利于已，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其利于人，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却人心而国家不可保，亦未尝利也；以义为利，则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财，其利为无穷矣。是则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