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约等于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而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毁灭。

相较于大明而言，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

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

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其实那是误解，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

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因此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

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譬如说身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就因为其是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

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显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时，他就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聪明的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并非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则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事情随之发生：刘伯温在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