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政就依然稳稳当当。

这个情况在眼下的万历十一年开始有点变化了，朱翊钧很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户部表现出来的苗头不太对——户部尚书开始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皇帝收回成命。

虽然这一年来户部的确很困难，但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可还是嘉靖以来的头一回，隆庆朝都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

变化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外廷开始怀疑内帑到底还有多少钱。

造成这种怀疑心态的因素有好几点，不过说到底，有两个人责任最大：一个是朱翊钧自己，另一个就是高务实。

朱翊钧为了树立新君仁厚圣明等光辉形象，这两三年来不停地搞各种免税、减税。

土地贫瘠的地区，减免赋税；受灾受害的地区，减免赋税；出现“异兆” 的地区，减免赋税；原先税重的地区，减免赋税……

朱翊钧的行政手段多半跑不了高务实的干系，他在这里头也的确起了一些推动作用，不过他的出发点是“降低风险地区农业税” ，取而代之的是从其他重商地区收取商税、关税。

只是不管怎么说，农税减少了，皇帝的金花银也就减少了。而更“作死”的是，高务实还劝朱翊钧把皇庄废了个七七八八。

废皇庄，取而代之的是变成民田，这相当于提高户部的收入，而减少皇帝内帑的收入。虽说当时废皇庄的本意主要是逼勋贵们退田，但京师勋贵们很快上了高务实北洋海贸同盟的大船，找到了新的补血路子，甚至比以前的收入还更高一点，而皇帝内帑的损失却是实打实的。

户部赚了，勋贵没亏，吃亏的就只剩下皇帝一个人。

然后就是漠南大战的影响，当时户部没法陡然拿出那么大一笔赏赐来，结果朱翊钧又搭进去了一大笔银子。

如此前前后后加起来，各种此消彼长之下，外廷当然怀疑内帑现在还剩多少家底。

朱翊钧之所以对于这一次缅甸的挑衅很不满，直接向高务实表示自己希望狠狠的教训缅甸一番，也有这个原因——他希望用这一仗来证明内帑还是很充裕的，朝廷里的某些人不要误判了形势。

眼下朱翊钧自己能想到的“新创收”，只有高务实接手并进行改建扩建的营口盐场，但高务实去辽东的时间本来就短，营口盐场也不可能马上给他提供大笔银子——改建扩建不要本钱的啊？

所以现在朱翊钧面对的局面就是到处都缺钱，而内帑偏偏又出现坐吃山空的迹象，这换了谁来能不急？

隆庆帝是有事不决问高肃卿，朱翊钧是有事不决问高求真，所以高务实就奉诏回京了。

当然，直接用这样的理由召他回京未免有些面子上过不去，因此“春闱同考官”这件事必须说在前头。而现在，高务实终于要在“搞钱”上开口献策了，朱翊钧哪里还沉得住气？

高务实面色如常，说道：“臣这一计，或可名为借鸡生蛋。”

“借鸡生蛋？”朱翊钧有些疑惑，反问道：“此做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