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的田产财货，虽然此事在江南执行的不很彻底，可这两位僧人却也太大胆了些。

江陵的几户望族，不但给他们修建了佛寺，还赠送了他们田产财物若干，去年雇佣的农户就有五十户之多，还隐瞒田籍，私藏倭奴。

只这两个僧人的丑事，督查寺的人就直接把江陵书院祭酒崔玉提回了长安待审，两个和尚不用那么麻烦，宣告其罪，在正月里就明正典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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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贞七年十月间，其实还没有人意识到长安书院的一些糟烂事会牵扯出如此大桉，即便是李破也没料到大桉将起。

十月中，他被长安书院的事情弄的很是心烦，准备在年末勾决的时候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看看。

盖文达兄弟两人其实为人操守还可以，请托之事再说难免，可其他的事情与他们不沾边。

但话说回来了，领导责任这方面可不是后来专有专用，长安书院和国子监由他们两人主持，查出来的那些事就算与他们无涉，却也逃脱不了一个玩忽职守的罪责。

尤其是盖文达，性喜出游，时常呼朋唤友，领着一大群友人和得意门生出去游玩，日子久了，听的许多马屁，便自以为是文坛领袖，肆意点评人物，指摘朝政，众人皆道其方正敢言。

此人精于春秋，善用典故，当了长安书院的祭酒三年多，便严重影响到了书院的学风偏重，许多学生醉心于春秋典故，对其他门类科目便不很上心。

这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书院祭酒应该有的作为。

他在书院中制造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只有熟读春秋的学生才能得人称许，长此以往，不说书院学生的学业如何如何，却是已经有了些结党的苗头。

盖文达自己则沾沾自喜，想要建立一个长安学派，他野心倒是不小，谋求起了自身的名望，却是已经大大背离了李破建设书院的初衷。

而且由于他的松懈，书院管理过于宽松，便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

所以说，盖文达进了大理寺，是很难全身而退了。

他们兄弟的影响力倒真不小，即便是中书令萧禹也在皇帝面前开口为他们求了情。

可越是如此，李破觉着就越是不能松口。

这和高士廉的桉子不一样，高俭那只属于小打小闹，虽然看上去行为很是恶劣，影响却不算大。

可盖文达兄弟名重一时，却把李破亲手建立的长安书院在他眼皮子底下弄的乌烟瘴气，这么长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事先提醒过一句，还是长安海事学院的祭酒借改革文院之事上书，才提了出来。

是众人碍于他们的清名有所包庇，还是说大家对书院之事不上心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长安书院都是他建的示范之地，长安书院办不好，其他书院也够呛，那就会影响到朝廷大政。

从这方面来看，盖文达兄弟死不足惜，求情的人越多，就会让李破越加厌恶，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就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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